《十年,见福》第六更
见福之始
5,人与事:我的采访手记
硅谷创投教父、PayPal创始人彼得·蒂尔在谈及“基础决定命运”时曾带有强烈自信和“概莫能外”的傲慢说到,“现在我考虑投资一家初创公司时,会考察其创业团队。技术能力和才华互补固然重要,但创始人之间的了解程度和他们合作的默契程度也同样重要。”他坚信,对一家有发展和试图发展的企业而言,“在一开始创业的时候,首先要做的至关重要的决定是——和谁一起做。”
是故,在最初的采访中,我把我的目光固执而用心地放在“见福便利店”草创时期的核心团队的身上,放在那些一起陪伴“见福”从第一家店至今“同舟共济”、“不离不弃”的人们身上,我请求人力资源部的张勇,请求企划部的邹雪斌安排我的采访——这里没有半点儿对后加入团队的见福人的偏见和轻慢,我只是希望,从见福之始了解见福;我只是希望,自己能像彼得·蒂尔那样“考察”它的创业团队,因为对我而言,我的文字也属于一项“投资”。
彼得·蒂尔还有一条他更为确信的“蒂尔定律”:“ 每个伟大企业都是独一无二的,而要做好每个事业,有些事情在起步阶段就必须要做好……基础没有打好的初创企业是无法挽救的。”我极为认可他的这一看法,基础没有打好的初创企业是无法挽救的,就像一株种植在流沙上的树:当别的树木在吸收黎明之光的时候,它却将枯萎。基础不稳的初创企业不值期待,更不值投资。
对于这个创业团队,对于合作者……我将先略过董事长张利不谈,因为后面我还会重点地谈到,他这个人,他的性格和管理理念,他对世事的看法、对商业企业的看法以及……他对生和死的看法。无疑,至少是迄今为止,他是这家民营企业最为核心、最为支撑的灵魂性人物,“一个企业的成长被经营企业的人的思维空间所限制”,能对见福的成长和发展构成空间限制的迄今为止也只能是他。尽管他曾试图回避,我也不能不把核心的聚光打在他的身上。但现在,我先略过张利不谈。
先从厦门见福连锁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也就是张利的妻子于兴军开始谈起。她,是这家公司中张利最重要的合作者。
她是一个似乎刻意回避光照的人,她不愿意出现于前台,成为被注意的目标——这是我见她时的第一印象。在某种意味上来讲,潜在地,她也乐于被笼罩——被自己丈夫的、老板的、张利的光所笼罩,而自己,则努力在退至光的背后。在我对她进行采访的时候,她也几乎没有谈及“我的故事”,而是更多地说他,他那时,他在做的……至多会说,那时我们。我们不容易。
第二次见到于兴军是在见福的“老物流”,送货的车辆进进出出,搬运工、清点工在众多的货物中间穿行,混乱而有序,大约是因为天热和繁忙的缘故,在室外负责向汽车上搬运的几名工人中有两个人赤着上身。我上至二楼,三楼,用手机拍了几张关于货物存放的照片——这时一位四十多岁的员工过来很有礼貌地制止,我把正在和财务室的陈珠妹、协调采访事宜的邹雪斌喊来,请他向那位员工解释我的目的。我对他说,我理解你的制止,极其理解。你,是对的。
于兴军的办公室在楼面的最里面,进到她的办公室需要穿过两间属于物流和财务的办公室,她带有歉意地向我解释,不好意思,有些乱。因为,过几日就要去新物流办公了,这边,是一边办公一边收拾装箱。她试图给我泡茶但在忙乱地找着开关,最后还不得不把负责物流的副总经理张开寿找来,请他帮助——看得出于兴军平时应是不喝茶的,她也许没有那样的时间和心境。
她本该是有那样的时间和心境的。坐在一侧的于兴军有一种谦和而高贵的气息,这应是在骨子里的,生活磨损了她太多但渗在骨子里的却终是无法磨去。她的语调始终不急不缓,很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将她看成是自己的某个关系很好的亲人。从一开始,她就在谈老张,当时老张在银川,瓶子厂,他学的是玻璃,后来的糖厂,后来银川糖厂和厦门银城啤酒厂搞合营,他过来任副总。我用一种相对委婉的方式向她询问:在那么好的境遇那么好的发展势头下张利为什么要下海?她没有半点犹豫:“那时候是不得已。”
她谈老张,老张那时候……有几次,我试图做些“引导”让她说她自己——她说当时她被银城啤酒厂辞退,原本也想找一家外企去上班,是她的父亲劝她:张利现在太难了,这样不行,你还是去帮他吧。她说自己父亲对自己的支持,“他原来也在企业当过领导,多少懂一些经营管理。在退休后,他就和我母亲过来,帮我们带孩子。”接着,她的话题又转到了“老张”的身上:“老张对老人很好。他对我的父母,是真心地疼,真心地关心。”
“我想问,你和他,有没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我问。
“也有。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太一样。有时候我们的看法会有些分歧,我愿意低调,更低调些,看得不像他那么远。张利这个人,总在思考,他的思路很清楚,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我听张利说,见福的前七年一直在亏钱,开的店越多赔的钱越多,你有没有想过对他进行制止?七年,时间有些太漫长了,不是么?”我接着问,我承认我有我的小“试图”。
“是一直在亏钱。成本太高。几年下来,上千万的亏是有的。不过倒也没有太着急,毕竟,我们这时有了些积蓄在。我们有部分钱做投资,赚了的就拿出来补在店里,倒也没想过退出,不做了。”
——这不是我想要的“答案”,我承认。我希望里面有些“冲突”,当然习惯性的文学也总是这样,缺乏“冲突”让我感觉有点失落和意外。当时,我喝了一口水。在喝那口水之前我已经想好了问题:如果,我们假设,没有雪津啤酒的支援,而张利在股票上的收益也未曾赚到,你是不是还会那么相信张利的预见?认定,他的路是正确的?
但这口水让我把问题咽了回去,它本质上是个傻问题。作为妻子,于兴军早已经是张利坚定的支持者,风来,她会陪他走进风里;雨来,她会陪他走进雨里;火来,如果他进,我想于兴军大概也不犹豫。而作为见福这家企业的副手,于兴军也是董事长坚定的支持者和追随者,不存在折扣。尽管她是财务的主管但钱在她心里并没有那么重的位置,她看重的是事业,是,属于张利的事业。张利的,也是她的。我的所谓问题在她那里或许并不是什么问题,她也不需要用怎样铿锵的语调来回答,在她那里完全自然而然,“非如此不可”。某一日,傍晚,我们在聊着另外的话题,张利突然向自己询问:“有时候,我在想,如果这家公司需要优雅地死去的时候,谁会是最后一个离开我的公司的人?”他说他想得到——就在那个瞬间,我觉得我已经也能想得到。
于兴军谈到,2013年,公司决定与上海海鼎网络合作,引进零售业态顶级的信息系统,对公司系统进行升级改造。为此,公司花了近500万元,购买了新设备配给加盟商——当时的方案是,之后新加盟的便利店要收取开户费,而之前加盟的老店则不需要交任何费用,公司负责为加盟商更换旧设备,负责配装和调试系统软件。令于兴军没有想到的意外来了:众多的老加盟商们竟然多数反对!他们反对的理由是:旧的系统能用够用,干嘛非要用新的?无论这笔钱谁出,都不值;设备更换了,员工需要适应一段时间才行,不能熟练操作势必会影响到顾客的满意度,影响到销售;新设备新系统,如果因为操作出现了错误而亏了钱怎么办?货和款对不上怎么办?我们已经习惯了旧系统,我们不换,说什么也不换!
一时间会场上沸沸扬扬。会议僵持在那里,负责召集会议的、做解释工作的见福员工都愣在那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老张?老张不在,他摔伤了,腰椎骨折。也就是在那个僵持不下的时刻,张利突然穿着病号服、带着夹板出现在会场。“系统必须换,设备必须换。它的必要性我就不说了,都说过了。我要说的是:如果谁因为系统问题亏了钱,都算在我张利的头上,我全包!谁还有意见?”
于兴军说,老张的那番话起到了作用。他震住了场子。那天要不是他……说这话的时候我感觉于兴军的眼里有光闪过。
她谈到张利2003年在厦门大学EMBA学习。当时他们的经济状况刚有些起色,11万8的学费对他们来说还不能算小数目。当时,张利是这个EMBA班里“最小的老板”,但大约是学习最认真、最刻苦和最有上进心的一个。他要的肯定不是“镀金”,他要的是知识和能启发他、影响他的理念。“你想,一个搞啤酒经销的,混在一群国企老总和身家百亿、千亿的老板之中”——也正是这次EMBA学习改变了张利,“微笑曲线”对他影响至深,而与那些老总们的交流也同样让他受益良多,为他打开了视野,让他更为开阔。那时,他下定了决心。那时,他开始把自己的重心向“零售”转向。接下来,雪津啤酒厂的“销售奖励”给了他走出去的机会,让他确定了目标。
她说,对这一转向,她也是支持的。
在整个的采访中,我似乎只听到了“支持”,从一开始的下海,从最为艰难的时期,从她决定不找新工作而全心全意地帮他,从他脱离合伙人自己重新开始,从……我不喜欢用“坚强的后盾”或者其它的这类用俗用滥而且有些矫情的词,何况在我对面坐着的于兴军也看不出什么“坚强”的影子,但,她是坚毅和坚韧的,是一种柔性的坚韧。这种柔性的坚韧,也应是骨子里的。
在一开始创业的时候,首先要做的至关重要的决定是——和谁一起做。我再次想起彼得·蒂尔的这句话,我偷偷在想,假如在张利创业时缺少这个于兴军——难以想象,实在难以想象。在采访中,余璨汝不止一次地提醒我,在这家企业,最为辛苦、付出最多的其实是她的于总,“她总是最早到公司的。也总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也从来不给自己周六周日的休息时间。”同样提醒过我的还有张开寿,陈珠妹,张勇——可整个采访下来她几乎没有谈到自己,除了那场让她记忆深刻的痛哭:800箱啤酒,她们两个女人。她谈的是张利,是做过管理的父亲对他和他们的帮助,是雪津啤酒厂的帮助和兴业银行的帮助,是“小高”他们的支援:当时,她和孩子从同安搬出来,一无所有,是小高他们将自己的床、桌、柜等旧家具拉过来,让她们不至于“睡在地板上”。不,还有一次她谈到自己,说自己去上海参加一个培训,学习管控连锁店的专业知识——“我听说,同时学习的一个人,人家已有有60家店了,当时真是羡慕。”
她是一个没故事的人。不,我当然知道并非如此,这并非真实,那些起起伏伏、风风雨雨不会在她心里不留痕迹,她经历和经受得很多,她的那种平静和平淡其实也正是经历和经受之后才有的样子。
倒是张利给我补充过一则和于兴军相关的故事,那则故事里竟然有争吵,有针锋相对,在这个最终由警察介入的针锋相对中似乎不会吵架的于兴军竟是主角之一。具体的事情我没有记录在自己的本上,反正,于兴军不肯让步,对方叫来了警察。看得出,这位大约是临时工的警员与对方相当熟悉,于是他在了解情况的时候有了太过明显的倾向,还对于兴军发出威胁:不行,你要再这样,我就把你拷走,到派出所说去!
这才有了张利的“冲发一怒”。他冲到前面:怎么着,你了解了清楚了吗?你知道经过了吗?你知道为什么吗?拷走,你说得也太轻巧了吧!你没有这个权力!我劝你,把这句话收回去!
……
余璨汝是我在见福公司采访的第二个人。在采访她之前,其实张利早就给我提出了要求:你一定要采访余璨汝,当时跟着我最初创业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姑娘,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是我们见福的功臣,她的丈夫也是我们公司的……第二天我去公司,正遇到见福的早会,接我过来的张勇在楼下泊车,车位很难找,所以我就一个人先进了公司。
有两个人先后向我询问:请问你是哪家公司的,想找哪一位?这两个人,一位是见福人事部年轻的曾佳佳,另一位就是余璨汝。那天是周六,她是带着孩子到单位的。当时,我决定,我的采访先从这两个向我询问的人开始。
余璨汝:她爱笑。她是一个心直口快的热心人。她,也是一个极度认真的人。这是她留给我的印象,我的这一印象应当是准确的。在随后的采访中,在随后的这篇文字的写作中,我有诸多的问题无论是不是提给她的,她都会把她知道的、了解的告诉我,还把一些和见福有关的旧照片找出来给我看。她,还会主动给我提供情节和细节,关于第一家店,关于他人。因故离开了见福的陈志平,因忙碌而没有回我信息的李润江,都是她主动请缨,“我打电话,我找他说。”
她有一颗好胜的心,有一颗真诚的心,她希望自己是“有用的人”。我问她,在工作中,给你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她的回答是:“就是在2006-2007年开店初期,我当店员、店长、财务,办证员,采购。第一家店开好后,我又协助办理公司其它门店的证件:譬如税务、工商、烟草的……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又找回了许多自信,每件事办完后就感觉又增加了一份自信……我其实也在暗暗地比,比是不是比别人办得快,是不是又为公司省了钱。当时有人对我说你好认真呀,又不是你的公司,我的回答是因为我是股东。”
那时,刚刚成立不久的见福还没有股份制的计划,没有股东的概念。她说我是股东,其实也就是说,我和这家刚刚起步的民营公司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有着共荣共枯的关系——众多的企业,公司,乃至机关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员工能够有此向心,有此协作,诸多的培育机构强调的也是这一点,但,真正能做到的人其实并不多,出自于真心如此做的人则更少之又少。
我在见福公司先见到的洪亚义的孩子而后才见到了他。6岁的洪宇博顽皮可爱,他在各办公桌前跑进跑出,偶尔跑进我用做采访的会议室,自己去一个角落里玩儿,也不理我。他自己玩得像是很开心。
强壮帅气的洪亚义不善言辞,基本上是我问一句他答一句,而他的回答也尽可能简洁:是,或者不是。他也是张利在太格尔公司时的“旧部”,现在是总经理办公室的主任,曾参与过见福第一家店、第二家店的创建工作,而我问他是不是感觉辛苦感觉累的时候他的话是:还好,也不觉得。那你有感觉比较辛苦比较累的时候么?他想了想:当初在物流,机场粮库仓库的时候,累点。不过也还好。那时同事中当过兵的人多,和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氛围很好。
——你是说,那时的氛围更好一些?我挖了一个坑。
是,不太一样。那时我也年轻,主要干的是体力活。一起打打闹闹,挺开心。洪亚义回答。我想我理解他的意思,在我的采访中,先后有几个见福的朋友怀念当年艰难、贫苦却青春的集体生活,譬如庄磊,高月红,张勇。
“我觉得我这十年,就是简简单单过来的。就像,小溪的流水一样。”小溪流水这样的比喻是洪亚义的原话,他觉得自己经历得不比别人多什么,也不少什么,“正常情况。”——正常情况。后面的文字中我还将再次提到他,让我们看看他以为的正常情况里其实包含了也不能算是太小的艰辛,而他不在意,也不想刻意地做半点儿渲染。在这里,我要预留伏笔。
听张勇介绍,洪亚义的妻子陈金彩也在见福公司上班,我提出也想采访她一下,但被洪亚义拒绝了。他说,他妻子是一个相当内向的人,有些怕见陌生人。“她又怀孕了。快到生的时间了。”洪亚义说。
在采访中同样有意“挖坑”,我还针对过张博宇,张利与于兴军之子。记得我的第一个问题即是:你是留学加拿大的,而且进入见福之前一直在外企工作,我想你很可能有更多的、倾向于西方式的企业管理理念,何况你是隔代的年轻人——那,你的理念是否与董事长张利有所不同?在不同的时候,你是不中试图说服董事长呢?
我以为我可以找到“冲突”并写下“冲突”。
然而张博宇给我的回答却是:他们之间没有太大的分歧。比起所谓的分歧来,他更愿意做的是理解。他更能理解。
为什么?我不能满意这样的回答,所以继续追问。
张博宇的解释是,一,这里有一个角色感的问题,他在公司只是职员,这点他清楚得很,而在家里则是另外的身份,他不会把属于家庭的身份太强地带入到公司里来。第二点,张博宇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很有领导者性格的人”,他觉得自己更应是“管理者”,这是他的自我定位,他认为这更契合他,尽管他也希望通过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领导才能”——在采访中我发现张博宇是一个理性思维很强的人,他有着更多的冷静,有着更强的自我认知。后来他承认,他看重逻辑,推理,统计,这是他做事和做出判断的基础,很像是“理科男”——在加拿大,他学的是心理学,张博宇说这一学科其实是属于文史类的。但在加拿大的大学,文史类学科也异常地重视逻辑和统计,这,大约与我们的理念有很多的不同。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对张博宇来说更重,属于“心结”。他说,他刚到国外留学时,感觉到家里“出了大事”——他所说的大事就是:张利被误诊为口腔癌。“虽然他们都没有说,虽然我的父母都回避这个问题,但我还是能感觉到的。”就是这次“误诊”,让张博宇误以为自己的父亲将不久于人世——他也在和父母的通讯中做着伪装,但心里的波涛一直在汹涌之中,就在他远离父亲母亲到加拿大求学的最初时光里,张博宇“骤然成长”,他开始理解父亲和父亲的所做,开始对父亲和母亲有了更多的体恤和悲悯。那时,他只有18岁。
只有18岁的张博宇忽然察觉了生活的重量,这重量,是他在之前所未曾感受的;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对父母的意义,意识到有份责任是他必须承担的,即使是在18岁。他也忽然觉得,自己的父亲原本是那样重要和伟岸,在自己的生活里父亲的存在是一份多有力的支撑……误诊,让一家人都经历了这样一场虚惊,然而它对张博宇的成熟却起到了某种无法估量的作用。
张博宇说,当年,18岁的他到达国外之后所面临的即是“太多诱惑”——“几乎没有人管。”然而已经“骤然长大”的张博宇却收敛着心思,克制着贪玩的心和惰性……我在想,假如没有那次误诊,张博宇是否会如此迅速地长大,而不被他所说的那些太多诱惑拉下去?我在想,假如没有那次误诊,张博宇在外企做到中层表现良好的时候是否会“遵从”父亲的要求来到见福?即使进入到见福,他是否会像现在这样,更多地去揣测:董事长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做的好和益是什么?
不知道。
张博宇说,他极为感激自己的大学生活,因为在那里他学到了许多之前没有接触过的知识,也让自己学会了关于对对错的判断,让自己建立起了逻辑思维。他谈到刚刚到大学的时候很不顺,他真不习惯国外的“修分策略”,当然还有一系列的不适应——“当时,我逼着自己和老外们交流,后来很好地融入了他们,成为了好朋友。”
这一自我逼迫,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道不小的坎。其障碍主要来自于自已。他挑战的不仅仅是一件事的“心理障碍”,而是,透过这一障碍的克服,他由此……
在我的采访中,张博宇没有谈及自己在见福的工作,他更愿意和我谈一些“其它”,譬如和文学、哲学有关的,譬如逻辑,譬如谈他在上学的时候对各民族学生共性和特点的分析,譬如……我们聊得很是愉快以至于我完全忽略了我的采访提纲。我感觉,张博宇远比我想象的成熟稳重,也远比我想象的健谈。他还谈到,感谢小时候读到很多的书,而这些书,对他的滋养是很深的;他还谈到自己在加拿大打工,“帮厨,许多人帮厨会让主厨不高兴,他甚至觉得你是在添乱。我后来摸到了规律,那就是,你要帮厨,就必须知道主厨下一步要做什么,他需要什么……”
逼迫自己,过心理上的坎,加上在帮厨中获得的经验——我觉得张博宇其实说了很多,它和企业经营似乎有着某种的关联性。
现在见福泉州事业部拓展部工作的吴奕明也是见福的老人了,曾在见福的第一店上班,见福第五店的店长,还曾因事被降职重新做回店员——他进公司的原因应当算是相对特殊的,在这里,我不想多谈,他需要另外的篇幅,他也是我要预留的伏笔。
在写到此处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我可能给人制造了某种错觉:在张利的团队建设中,一直跟随他的“旧部”便是他领导团队的核心力量,这,对后来加入见福家庭中的人来说就是“不公平”的——不,事实上绝非如此,我有大量的事实证明事实真的绝非如此,如果你在阅读中产生出这样的错觉,那只是因为我的叙事架构要求的缘故:我希望,在我的这一章节,把重点放在“见福”的开始,第一家店和第一年上,叙述和阐释都围绕着它来展开,那些后来加入的人即使他现在是见福团队的核心力量是重要部门的负责人,也不会出现在我的这一章节中。事实上,08年由“悦士便利店”兼并而进入见福公司的张开寿现已经是负责见福物流的总经理,他曾三进两出,2012年重回见福上班的他依然深得董事长张利的信任,当然身上的担子也更重。现在福州事业部任总经理的尤荣琪2015年6月9日才到见福公司,此时他已经独挑大梁,成为见福公司的“一方诸侯”,短短的一年时间他便获得了公司的器重、欣赏,有人说他属于“坐火箭上升”。另一诸侯,见福泉州事业部的总经理徐综松原是泉州好的佳连锁便利店的总经理,好的佳被见福并购之后他和自己的30家店以及大多数员工并入见福公司,这位曾经的竞争对手很快便获得了信任和施展的机会。邹雪斌,原也是厦门另一家连锁便利店企业“悦士”的员工,企划,随着悦士的并入他也来到了见福——见福欣赏他的才能,于是,他成为了这家公司的企划总监……
人在事前,是张利一向重视和不断强调的。他极为重视人的作用。他更懂得,“商业不是依靠‘你’的一已之力,而是依靠‘你们’的群策群力,你要尽最大努力去征求他人的建议和想法,获取他人的帮助。”杰克·韦尔奇的这句话更是张利的座右铭,他这样想,同时也是这样做的。
他懂得用人之长。“有效的管理者能使人发挥其长处。他知道只抓住缺点和短处是干不成任何事的,为实现目标,必须用人所长——用其同事之所长、用其上级之所长和用其本身之所长。利用好这些长处可以给你带来真正的机会。”在采访中张利曾一字不差地背诵过彼得·德鲁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中的这段话,他告诉我说,做一个管理者,我要盯着的、发挥的就是我的员工的长处,我要发挥好他们的长处,让他们的长处能为公司带来效率、收益和凝聚。他接着说了一句话。
他说,十年了,我感激我的员工们为我做的一切,他们中的许多年付出的青春,时间,大好年华。我感激他们,希望记下他们。
记下他们,记下他们在一起的共同岁月,这是我如此安排我的叙述结构的理由。我要,按照时间的基本顺序来书写,最终完整呈现十年见福。